香港與非洲後殖民焦慮

甘文鋒、黃愛華
轉載自亞洲周刊 23卷24期

香港與非洲都有後殖民焦慮，儘管管治能力和地緣政治不同，但都對民主發展有所期許。非洲並非完全貧窮與混亂，非洲人對自由及民主的追尋帶給港人啟示。

香港和非洲，看似毫無關係，但因月前傳聞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在香港買樓、穆加貝夫人在香港打記者，還有他們的女兒在香港讀大學，這非洲國家第一家庭就連日出現在香港的報紙上；可惜的是，香港的傳媒依然只用趣聞的方式去處理這段新聞，沒有趁這機會帶領讀者更深入認識非洲的情況。有見及此，我們嘗試採訪來自非洲的學者，冀望能讓讀者對非洲的情況有進一步認識。我們訪問到來自另一個前英國殖民地加納的博艾敦博士(Dr Adams Bodomo)，發現香港和非洲都歷經殖民統治，也都有一種「後殖民」的焦慮。

博艾敦博士的辦公室位於香港大學的主樓，此樓乃後文藝復興風格(Post-Renaissance Style)的作品，在這幢英國殖民者所留下來的遺物中，來自香港及加納這兩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人，討論另一前英殖民地津巴布韋，及其他非洲殖民地，不能說沒有半點諷刺意味。

「香港沒有幾個人懂非洲。」這是博艾敦很強調的一點，也可能是他開辦非洲研究課程的原因。在大部分香港人眼中，非洲都是沙漠和貧瘠土地，但想深一層，如情況真如此，歐洲人又怎會去殖民？對英國人來說，非洲和香港的分別，在於土地和自然資源不同。非洲廣闊的農地，哪是香港可堪比擬？英國在非洲所需的，正是耕地及它的原材料。因此，在整個殖民時期，殖民者在非洲所發展的，都是第一產業；而香港卻正因土地不足，加上地理位置優越，而被發展成為港口，以發展服務業及金融業這些第三產業為主。發展的大方向，影響了統治的方法。

「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官員，幾乎都由英國人所擔任。」博艾敦說︰「但非洲卻不同，除總督外，其餘大部分職位由當地人負責。」要發展第三產業，制度是要點，安插英國人在重要職位，正是要將英式制度注入香港。但要發展第一產業，只要將大量土地分配給技術最先進的英國農民就行了，政府的官員反而可以讓當地人擔當，免得又要付出高工資。

非洲人並沒有從英國學來多少優秀制度，貪污依然是困擾非洲多國的重要問題。殖民者的政策、地理位置、漫長沉澱的歷史，彷彿已為許多非洲國家發展路向及貧富定了性。但是否所有問題皆來自殖民者呢？其實也不盡然，國家內部的種族問題，其實一直深深影響著非洲諸國。由於國界是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粗暴瓜分而成，未有考慮多民族共融的問題，以至種族問題成為對非洲各國統治者嚴峻的考驗，甚至偶然會引發種族屠殺的悲劇。博艾敦認為︰「很多非洲國家由不同種族組成，當權者往往會將好處分給自己的族人。」這種做法往往令種族間互有不滿及仇視。當然，種族問題在香港不會出現。但財富分配嚴重不均，似乎較諸非洲，香港雖能避免種族問題，卻要面對階級問題。

如果從以上提及的角度來看，那麼幾乎所有國際傳媒呈現的非洲——腐敗而貧窮，都是真確的。但博艾敦說：「一提非洲，大家想起的都是負面印象，實際上非洲並不完全是這樣。」除了大家熟悉的南非，他指出其中兩個亮麗的例子：博茨瓦納（Botswana），和他的家鄉加納(Ghana)。博茨瓦納，一個對普遍華人陌生的國家名字。博艾敦卻指出這個非洲國家擁有良好及已發展的經濟體系。博茨瓦納政府實行代議民主制，零八年，在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最不腐敗指數，它位列三十六，比南韓及台灣還要高。經濟方面，博茨瓦納每年經濟增長平均百分之五。與南非De Beers共同擁有的鑽石生產商Debwana，為全球鑽石生產商的龍頭，控制全球六成市場。這些排名及調查不僅是數字遊戲，背後蘊含正是非洲國家現代化的一連串可能性。

儘管在殖民統治下，這些國家曾只是被剝取豐富資源的地方。但時至今天，它們可憑自身的優勢高速發展及脫貧。博艾敦特別指出，不少香港人引頸以待的雙普選，亦已在加納實行。博艾敦特別提出這兩個例子，證明貧窮與混亂不必是非洲的代名詞。但這段路並不易走，不得不承認除了殖民者遺留下來的問題外，非洲各國仍有許多內部問題須解決：「非洲比世上任何一個地方有更多的政變，暴力的政變牽動執政政府走向更暴力與更壞。更多時候，是一位專制而長時間在位的執政者，他把玩權力，對抗人民的自由及意願。」

貪污專制的政府是非洲國家內部面對最大的問題，它讓經濟生產沒有效率，生產量更低，財富分布更為不均。津巴布韋就是政府管治出現問題，導致國家不穩及經濟走下坡的典型例子，現年八十四歲的總統穆加貝，自一九八零年津巴布韋獨立開始便成為總統，津國本是一片擁有豐富物資農業資源的土地。據博艾敦所言，獨立之初，全國百分之九十適合耕種的土地，被只佔人口百分之十的白人所佔有；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黑種人，則只能擁有其餘最貧瘠百分之十的土地。縱然穆加貝實行土地改革，但他卻把從白人手上得回來的土地，分給自己的親信和支持政府的人們，貧窮的人民全無受惠。(詳見下頁專稿)歐洲各國的殖民不單在非洲，亞洲許多土地亦曾被瓜分。但同樣面對殖民者統治，香港以至新加坡卻幸運得多。

博艾敦認為，香港與非洲所面對的後殖景況分別很大，幾乎不能比較。更重要的是，香港只作為一個殖民城市，而非國家，讓這個南中國的彈丸之地得以持續穩定發展。香港脫離英國的統治後，有別於其他殖民地，它只能夠回歸到另一統治者下而非獨立。但亦因背靠擁有龐大市場及資源的祖國，在面臨危機時，得到中國全力的支持及協助。

中國，像是香港在經濟上的眷顧之神，是非洲各國所嚮往的。香港和非洲的情況相差很遠，但他們有沒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呢？博艾敦的回答是肯定的︰「非洲人那種追尋自由及民主的意志，是很值得香港人學習的。」人對現狀的評價往往是通過比較而出現，非洲人民曾被殖民者奪去珍貴的自由，因此會為此而付出鮮血去奪回；香港的大部分人是為了逃避中國內地政治情況而南來，他們在殖民地所得，卻是本來沒有的自由，以及穩定的經濟狀況。可能如此，香港人總會希望我們的環境不會改變，即使內地不斷要求政制改革時，一些香港人會認為香港不需要民主。在這個後殖民時期，香港及非洲人都出現對於前路的焦慮。

這種焦慮，就如一名十八歲要獨立的少年的獨白：「我已經成年，但我是否能就此照顧自己呢？少了以往那個一直在旁協助的人，前路要怎樣走，怎樣生存？」對於前路的焦慮，正是香港和其他非洲國家共同能感受的。這種焦慮感，在今天時常講求競爭力、追求在世界不同排名位列第一的香港，表露無遺。究竟前路要如何走，似乎我們只能用前中國副總理陳雲於改革開放時期提的一句名言作結︰「摸著石頭過河。」

香港媒體的燈泡門角色

．岑家輝、黃愛華
轉載自亞洲周刊 23卷43期

當公眾興趣大於公眾利益時，一些媒體無限上綱，沉溺於「驚爆」領導者「醜聞」，反而讓環保問題被模糊了焦點。

香港特首曾蔭權發表上任後第五份施政報告，引發軒然大波，始料不及的是，引發風波的不是富話題性的六大產業、政改方案，亦不是貧富懸殊問題，而是——節能燈泡（粵語：慳電膽）政策。一開始就被轟幫助電力供應商「變相加價」，到後來矛頭直指曾蔭權透過此政策圖利其姻親，牽涉誠信問題，甚至被傳媒將之比較為陳水扁。

報章寫得眉飛色舞，香港市民除了又多一個嬉笑怒罵的話題外，似乎一無所得，唯一的深刻體會，大概就是看清楚政府如何被傳媒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如何被政黨利用成為政治籌碼。整件事緣於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明年起香港兩間供應電力公司將為每住宅派發一百元正的節能燈泡現金。此舉是鼓勵市民使用節能燈泡，並希望逐漸以節能燈泡取代耗電量能多出七成的鎢絲燈膽，藉以減低污染、保護環境。但兩間電力供應公司卻需要透過增加電費來收回有關成本，預計每度電分別增加零點五仙和零點六仙，具體來說即是每戶每年須付額外二十四港元（約三美元）電費。這個「額外二十四港元電費」，便順理成章成了傳媒所指「變相加價」的憑據，但這數額未免太少，加上這條算式並未減除因使用節能燈泡可省卻的開支，故此普遍香港市民亦未理會，然而好戲在後頭。

香港一些精明的傳媒突然發現了曾蔭權的親家，也就是他長子的丈人莫錦泉，有經營節能燈泡生意，其經營「電燈熱流有限公司」代理香港三至五成之飛利浦照明產品，而飛利浦所出產的節能燈泡則佔據全港五成市場。就是這樣，似乎順理成章地曾蔭權就負上了「輸送利益」予姻親之嫌。結果幾份主流報章就整天翻天覆地抨擊曾蔭權，譴責他推政策是為私利，又有報章拿陳水扁與他比較；某些政黨議員也批評一番，情況讓人聯想起數年前因買車事件請辭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但只要細心思考，就知道這條「利益輸送」罪名難以成立。首先雖說莫錦泉乃是涉事公司的持股人之一，其實他只持極少量股份，其子莫蔚灝則持約三成股權，其餘七成股權乃由荷蘭電業集團OTRA Development B.V.持有。從數字上來說，莫錦泉家族最後能夠從此次環保政策上所得之「利益」將不多於一百萬港元。然而，大部分傳媒卻完全忽略此點，反集中詮釋莫錦泉如何獨攬電燈市場，將事件政治化，製造陰謀論令讀者以為曾蔭權之姻親是整項政策的最大得益者。曾蔭權沒在事前申報，引來各方猜疑，但事實上申報規定只涵蓋配偶及子女。

回應質詢時，曾蔭權曾表示「並不覺得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因此並無作出申報」，大眾極其量只能在情理上批評他不敏感，但此舉在法理上是完全合理。曾蔭權能與其兒子的丈人交情有多深？是否值得他冒上巨大政治風險？更別提傳媒以陳水扁與曾特首相提並論了。政府越趨弱勢，領袖地位被矮化，似乎是香港一支「越唱越純熟的歌」。傳媒與政黨都深明如何能夠在此處挖取利益，結果是施政報告的聚焦點都集中在行政長官及其姻親之上。奇怪的是為何媒體不探討如何處理棄置節能燈泡的水銀及環保問題？還有更多更重要的議題，卻被這場摸不著頭腦的風波模糊了焦點。關鍵是香港媒體本身的意識形態和市場利益，往往淩駕事實真相。

傳媒原本擔當的角色應該是社會的「看門狗」（watchdog），監察社會、並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為報道依歸。但當公眾興趣（interest of public）大於公眾利益時，某些報章只能近乎瘋狂地無限上綱，沉溺於「驚爆」領導者的「醜聞」，新聞審判；而其監察社會的角色亦諷刺地變質。當報章用文字和圖片來撩撥市民、借題發揮，以妖魔化未能落實普選的特首時，香港的市民還能依靠誰來保護公共利益呢？在這場風波裏，曾蔭權要市民相信他是為了公眾利益，絕非私人利益而推行這項政策。而對香港的一些傳媒和政黨來說，他們也要面對市民的質疑，他們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而丟出第一塊石頭？

（岑家輝、黃愛華為圓桌香港社會科學網絡RoundTable成員）